控制排放才是环境治理的根本途径

围绕京津冀地区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,多个重点地区也发布了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及限停产方案,并且均涉及到钢铁企业。日前,原国家冶金局副局长、全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在接受《中国冶金报》记者的专访时表示:“做好环保工作的根本是狠抓环境治理和控制污染物总量排放,而目前的限产政策只应作为权宜之计。”钢铁企业环保投入持续加大

赵喜子表示,通过对安阳、邯郸、唐山、石家庄4个城市100多家钢铁生产企业的调研发现,各地政府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态度坚决,企业的环保投入在逐年加大,而且各企业都在把污染物达标排放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,认真组织限产。

“安阳、邯郸、唐山、石家庄4个城市的钢铁产能在2.2亿吨左右,占全国钢铁产能的1/4,而且基本都是长流程企业,废气和颗粒物排放量大,是环首都地区污染治理重点。自党中央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保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后,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都非常重视,认识到环境治理、绿色发展是国家战略,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,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。”赵喜子说。

“安阳正在改变上半年‘一刀切’的做法,实行‘一企一策’,差别化限产。安阳对11家重点钢铁企业制订了107个深度治理项目计划,预计投资41亿元,目前34个项目已基本完成。与此同时,安阳市政府与企业签订责任书,明确环保过程中的责任区分。邯郸市政府按钢铁企业环保、能耗、效益、质量、安全等指标,结合规划、土地、社保、税收四个‘杠杆’,列出18项指标,对全市钢铁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排序,实行差异化限产,加大对超标排放企业的处罚力度,直至责令企业停产、关闭。今年该市安排29家钢铁企业开展了313项治理工程,所有企业均在8月31日前完成了治理任务。唐山市将污染防治工作列为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,制订了《唐山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专项实施方案》,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,对所有钢铁企业进行整体评估,核实高炉、焦炉产能和环保绩效,按企业环保绩效水平和能耗、水耗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等指标加权打分,实行‘一企一策’‘末位淘汰’。唐山市将限停产与去产能结合,2016年已完成炼铁和炼钢共3100万吨的去产能任务,今年计划去除1006万吨产能,并准备在采暖季到来之前提前完成。”说起几个重点城市在钢铁行业环保方面的做法,赵喜子如数家珍。

近几年来,钢铁企业对节能环保、绿色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提高,“把环保放在第一的位置”成为钢铁企业的共识。2014年以来,企业普遍加大环保治理投入,狠抓达标排放。赵喜子介绍,根据全联冶金商会2016年的调查,全国重点民营钢铁企业2014~2016年环保总计投入500多亿元,企业吨钢环保成本从2014年以前的70多元上升到100元左右。今年以来,钢铁企业按环保部颁布的企业排污标准继续加大投入,吨钢环保成本进一步提高。据不完全统计,安阳、邯郸、唐山3个市的重点钢铁企业大多数吨钢环保成本已经上升到120元。安阳新普钢铁公司吨钢环保成本已经上升到140元,安阳钢铁集团吨钢环保成本达到220元,德龙邢钢吨钢环保成本为150元,这些企业均已实现达标排放。安钢下半年按先进标准再投资30亿元,实现高标准排放。限产“一刀切”严重影响企业环保积极性

“在‘蓝天保卫战’中,各级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态度坚决,企业的环保投入和环保水平也在逐步提升。但是,也发现了许多新问题。比如说,有些地方政府在限产过程中采用‘一刀切’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企业环保积极性;频繁限停产严重打乱企业生产平衡,容易引发安全事故;环保标准修改频率过高,限产计量方法的科学性有待考证;通过限停产能否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有待探讨;城市居民供暖受到影响等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。”赵喜子说。

赵喜子指出,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省事,将上级环保部门下达给他们的指标“一刀切”分配,不分好坏优劣,不管排放水平是否达标,平均分摊到每个企业,要限都限,要停都停。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严重挫伤企业环保积极性,特别是环保治理好的企业意见很大,说“反正都限产,环保别再投(资)了”。

钢铁生产流程是连续的,大型设备必须稳定运行。上半年,由于环保管控指令频繁,而且时限紧,经常要求1小时内急停产,“不停产就抓人”。生产设备“被迫频繁停止、启动”,容易造成设备事故。仅安阳一家企业上半年就发生设备事故14起,同比上升50%;吨钢设备检修费从去年的35元升高到91元,增加检修费3500多万元。赵喜子对此深表痛心。他沉吟片刻,表情凝重地说:“由于高炉停产导致炉体急冷急热,有两家企业高炉出现裂缝和烧穿等情况,差一点出现类似1990年酒钢高炉垮塌铁水烧死多人的严重安全事故;同时,煤气管网压力波动大,甚至出现负压,进入空气将引起爆炸等事故,这样的话,后果不堪设想。频繁的限停产严重打乱了企业生产平衡,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,大大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。”

如何衡量限产?环保部门规定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来衡量。赵喜子表示这种计量方法并不完全准确。他指出,现在钢铁企业节能措施完善,普遍实现了负能炼钢;自发电率普遍超过50%,有的超过80%,总用电量中,外购电量占比很少;企业限产后,煤气产生量和余热减少,自发电量相应减少,而外购用电量比例增加。因此,将用电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减产的指标,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高炉限产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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